国务院参事、原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仇保兴发表专题演讲：
中国40年的城镇化已经是深度的城镇化。这40年中，中国以工业化作为载体推进城镇化，现在推进的是绿色城镇化。另外，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也转化成以人的生活方式为主导的模式。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从追求速度、广度，转向追求深度城镇化。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一些挑战和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国家城镇化的速度正在放慢。前面30年的平均城镇化率是1.5%，每年有1800万人要进入城市。所以，每年造的建筑面积达20亿平方米，相当于世界上建筑的一半。但未来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会放慢，降低一半。也就是说，每年仍然有800万到1000万的人进入城市。城镇化速度为什么会放慢呢？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最终的城镇化率会达到90%以上，但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断定还有30%的人留守在中国农村。城市人口将来最高会达到65%，最多70%。所以中国人口大概10亿人生活在城市，有3亿多到4亿多生活在农村。所以，中国的城镇化跟美国的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城镇化跟哈萨克斯坦城镇化有非常相似之处，因为我们都是原住民，外来的移民比较少。但美国是外来移民是占多数，原住民基本上就是可以忽略。所以这种情况下，根据我们的研究，原住民占大多数的国家跟外来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的城镇化表现是不一样的。像中国、法国、德国等以原住民为主要人口的国家到了城镇化结束的时候，65%到70%的人住在城市，30%到35%的人住在农村。但像美国、加拿大等外来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城镇化率会非常高，有90%以上的人住在城市。所以，这两类国家的城镇化完全不一样。
第二，中国存在城镇化会引起郊区化的现象。2019年的数据显示，100个中国人中间有30辆车。一半人口中间有30辆车的时候也就是意味着每个家庭有一辆车。此时的城市居民空间活动的自由度会大大增加。同时也意味着汽车的销售量会下降。但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100个人中间有80辆车，在欧盟100个人中间有50辆车。为什么中国100个人中间30辆车，汽车的销售市场会减少呢？这是因为美国它是低密度的城镇化，每个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区只有2000人口；欧盟是中等密度的城镇化，每个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大概是6000人，但是中国每个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容纳了1万人。所以密度越高，人们坐公交的选择就越大私人驾驶的车辆就越少。中国是世界上城镇人口密度最高的，所以私人驾驶的车辆与人口的比例也是最低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交通人均油耗是世界上最少的，约占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目前，这个状态不会改变。但一个家庭有了1辆车以后，人们就在空间上就有大的选择权了，这时候会出现郊区化现象。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应对，我们不希望把郊区化现象进一步地扩大，因为我们的耕地是很有限的。
第三，中国面临老龄化现象。像哈萨克斯坦也会面临这个问题。目前，我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10%，所有大城市老龄人口比重已超过15%。进入2030年，我们会进入深度老年化，也就是说所有的居民中间65岁的老人占14%以上。这样一来，我们的许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都要适应老龄化的到来，要对许多建筑进行改建，这个对中国也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它的人口红利会减少，但也是一个机遇，因为老年人口资金比较富裕，也比较关注服务业，所以中国将来老年人口的服务业会发展很快，旅游业会比较兴旺。特别是身体比较好的，又财政比较富裕的老年人会到世界各国去旅游，特别是到“一带一路”国家去旅游，这将带来一个巨大的财富分配的机会。
第四，中国的住房需求会持续的减少。日本和法国的一些调查和国际货币组织也证实了像法国、日本这样一些国家，到了城镇化末期人均的住房面积是35到40平方米，中国现在的人均住房面积就是35平米以上，许多省份已经超过40平方米了。所以中国不缺房了，每个人都有配套住房，而且这些住房大部分都是钢筋水泥的。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有的城市人口开始变动，因为大多数小城市人口要往大城市迁移，所以小城市会出现一部分住房是空的。另外，中国房价非常高，老百姓70%以上的财富是聚集在住房上。所以这对中国的经济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影响。一方面，在中国的城市里边，每个人都是千万富翁，但是经济的增长、人口的变动就预示着房价也会变动，所以千万富翁数量和他们拥有的财富总量是变动的。这对中国是个比较大的挑战。当然像北京、上海等这些城市的人口持续增加的压力很大，所以现在要防止70%以上上涨，这个对中国是一种特殊的挑战。
第五，中国面对的碳排放压力很大。从麦肯锡2007年的这张表中，大家都可以看到碳排放的趋势。中国跟美国碳排放的总量在2007年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是中国的增长幅度很大，每年增长了5%左右。前几年，中国的碳排放排量排世界第一。2015年，我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美国西雅图的一个论坛。当时，比尔·盖茨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中国三年的水泥消耗量相当于美国一个世纪的总量。同时，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于美国。当时，美国能源部的新能源中心主任就问我，他说你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你觉得中国政府要不要对这个气候排放要负责任？你是第一排放大国，应该负更大的责任。我当时回答他，中国政府比美国更负责任，因为我们当时在《京都协定书》上已经签字了，但美国没有签订。中国在这一段时间内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于美国是很正常的，消耗的水泥比美国多几倍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每年要有1800万的人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里来，这1800万人转移什么东西都可以带走，但就是房子不能带走。中国政府就要为1800万人要建造20亿平方米的房子。而且，中国又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上山砍树，没有木头可以盖，就只能用水泥钢筋为1800万人造房子。联合国规定住房权是基本的人权。为了人权，我们一年为老百姓盖20亿平方米的房子，消耗的水泥、排出的二氧化碳当然是最多的。1800万人进入城市要建造的房子等于每年要造三个纽约，美国人都听傻了。根据美国能源部的伯克利研究所网站公布信息显示，大气中间的二氧化碳浓度从300年前工业文明开始的时候开始上升的，一直到最近上升到410PPM，也就是上升了三分之一以上。大气中间二氧化碳的浓度上升，75%是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他们等工业化国家在这200多年发展过程中间积累下来的，他们贡献了75%。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这些后发的国家，只贡献了25%。如果说责任的话，发达国家更大，发展中国家是更小，责任应该对等。我当时说完的时候，300多名参会议的记者都站起来鼓掌，因为我们是拿了美国的数据，回答了美国人的问题。中国在2015年的巴黎峰会上主动签了协议。中国把碳排放进行封顶，同时宣布到了203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减少50%，中国政府一直是这样做的。早在10年前，我负责的部门对所有的建筑进行节能，所以中国的所有的建筑节能率是50%以上，大城市达到65%。还是我提出在建筑的屋顶装上太阳能。现在安装的太阳能面积、发电的能力都排在世界第一位，而且这个发展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在巴黎协定上所表达的决定是可以实现的。所以，中国无论是可再生能源还是建筑、交通的节能都可以做到世界上最好。这就是中国对气候变化做出的贡献。
第六，中国的能源跟水资源存在着结构性短缺。为什么说结构性短缺呢？因为总体上能源和水资源我们是不缺的，但是结构上有问题，正好跟哈萨克斯坦是可以互补的。因为我们人均煤的储藏量是世界平均值的60%，但中国是一个富煤少气贫油的国家，所以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中国可以实现能源自给。水资源方面，中国人均水的拥有量是2100立方米/年，这个在世界平均值处在中游，但我们的农业用水是占了61%，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占35%左右。大部分还是农业用水占的比例比较高。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规律：中国城镇化率已经到了差不多60%。凡是城镇化率超过50%的国家，它的城镇的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总量不会增加了。中国也是一样。你看本世纪以来，我们中国城市的用水人口增长了50%多，但是用水量只增加了11%。所以中国城市和工业的总用水量就保持在500亿吨/年，而且将来还会减少。为什么会减少呢？因为我们提高了水价，同时大力发展节水的科技和器具，所以人均的用水量或者单位GDP的用水量是世界上下降最快的。但是中国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最近在中国安徽省连续三个多月没有下雨，这是从来没有过的，50年少见。在前年在云南100多天不下雨，所以这个气候变化会导致过去雨多的地方会变成干旱，原来干旱的地方变成多雨。这个是我们这些内陆国要注意的，它的气候已经进入了极端变化的阶段。所以这个水资源的供应变得短期性不确定在哪个地方可能会出现超过百年记录的缺水或者超过百年记录的洪水，这个是我们要防止的。第二个要防止是我们的运输线路非常长，许多的化工产品在运输，遇到一辆化工产品翻车或者出现了爆炸，会影响上游的水源，会造成下游的城市的供水临时出现问题。所以中国就建立了应急供水体系来保证城市的供水的安全，这个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前都面临的问题，我们也愿意输出这些成熟的技术。
第七，中国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的污染都会加剧。今天大家都看到，我们雾霾PM指数是达到了中等以上，进入了重污染，但近10年来重污染天数下降了三分之一，并持续下降。前20年、前10年、前5年的重雾霾天气数量比这个多得多，现在是明显减少。世界上在这方面的共同规律是城镇化率到了50%以后，空气污染、水污染都会加剧。英国在城市化率超过50%的时候，整条泰晤士河基本上都是毒臭水河，也不能在议会大厦上班。德国在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整条莱茵河基本上被污染了，号称“牛奶河”。日本在城市化率到了50%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水银中毒，现在还有20万的市民由政府救助。所以这些国家都有这个规律，中国现正进行污染治理。我相信最近这几年我们进行治理的情况有非常明显的好转。
第八，中国的小城镇人口在减少，人口不断地流失。根据2010年的统计，有1亿原来住在小城镇的人跑到大城市来了，这就加剧了城市的扩张，小城镇的人口在减少。中国所有大城市从基础设施，从繁华的程度可跟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媲美。但我们的短腿在小城镇，由于各种各样的体制的问题，财政收入较少，教育、卫生的投资也都不足，所以造成了人口的大量的外流。所以2010年一个日本的人口从小城镇到大城市来了，造成大城市的压力。这是中国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九，中国交通拥堵。中国交通拥堵非常严重，像北京从东面跑到西面，有的时候两个小时都跑不到。所以我们开玩笑，在欧盟两个小时可以从这个国家跑到那个国家，在中国从一个城市这一端跑到那一端要超过两个小时。
第十，中国地方建筑风格在逐渐丢失，例如北京的胡同。我们年轻的官员特别喜欢用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建筑师来盖洋气的大建筑。这些建筑都是很怪，不简单，维修起来成本很高，造成的浪费也很大。这是中国年轻的干部美国、英国学习带来的一个副作用。3年前，中国政府决定要弘扬我们自己的建筑，因为每一个国家当地的建筑都意味着用当地的材料和风格。如何在条件局限的情况下，排放最少的二氧化碳和提供最好的居住舒适度，而不要光是注意建筑的大、洋、怪。
第十一，中国建的保障房存在积压的状况。因为有些保障房建在老百姓不大愿意去的地方，造成了一些积压。通过政府来投资建保障房的形式，在世界上各个国家所取得的效果都不太好。因为老百姓要住的地方与你建保障房的地方不一定一致的。他的就业岗位在城市的东面，但保障房只能建在西面，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中国也出现了大量的保障房空置。有一个城市空置量达到3.5万套。所以中国政府从3年前就停止建造保障房，然后大量改造老城区。每年改造700万套甚至1000万套房子。到今年为止，中国改造了95%以上的老房子。剩下没改造的房子较少。同时，中国的房价非常高，城市房价上涨过快，这也是一个当前要注意的问题。
第十二，中国防灾、减灾的能力不足。中国一些城市非常漂亮，但地下排水的管网明显不足，所以遇到百年一遇的洪水，城市会出现一些洪涝灾害，好在都是钢筋水泥建的建筑，老百姓还可上楼。中国70%的城市需要防止地震灾害，50%的城市需要应对洪涝灾害。这都是城市基础设施要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哈萨克斯坦面临应该也着同样的问题。双方可以交流这方面的经验。
以上共有十二个挑战。这些挑战有的是全球性的，有的是中国特有的，那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第一，中国把农村土地改革摆到重要的议程，但也不希望农村土地改革太快，因为太快的话，耕地保护就会受到严重冲击。这是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画的一张图，美国城市的人口密度曾经是很高的，但100年来逐步地下降，现在下降到每个平方公里只有2000人，所以在美国许多城市里边是没有公交的，也没有自行车道。为什么呢？买一包烟，买一瓶醋也要开车子去买。美国跟欧盟有着同样的人均收入，但每个人所消耗的汽油就相当于五个欧盟，就是美国人比欧盟人的交通能耗就增长了5倍。一个美国人所排出的二氧化碳气体是相当于七个中国人，美国人均的排放是世界第一位的。主要是因为城市的密度下降得太快。所以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国土多么辽阔，城市还是有一定的密度，就可以提高城市活力，降低交通能耗。如果像美国那样，干什么事情都要开车，这个能耗将是非常高的，而且也不能解决，任何政府都不能解决美国的交通能耗的问题，这是美国的一个致命的问题。所以中国也要防止在农村的土地获得越来越大的使用权的情况下，也要通过空间的管理来防止老百姓都住到郊区去，造成了城市人口密度的下降。如果城市人口密度下降过快，这个错误是以后很难纠正的，出现向美国那样的状况。
第二，中国政府达成了一个共识，建造“韧性城市”。这样的城市基础设施应该变得很有弹性，应对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灾害。从国际的经验来看，一个城市要应对灾害，肯定要分技术的韧性、组织韧性、社会韧性和经济韧性。技术韧性是城市的生命线，比方说城市的能源、通讯、供水、排水、防涝、医疗、防灾等生命线都应该具有韧性和备件。当一条线断了，其他的线可以补充进去。中国当前要把很多城市整合在韧性城市的框架内。比方说绿色交通的城市、智慧城市、新能源城市、城市防灾、地下空间的利用，中国还提出来低碳生态城市，都可以用“韧性城市”的概念对其加以整体的把握。所以韧性城市的提法以及规划的实施现已成为世界潮流了。最近公布的《伦敦基础设施规划2050》提出来“韧性压倒一切”；新一轮的《纽约规划2045》显示韧性是最重要的基础要素；《法国巴黎规划2045》也把韧性摆在最重要的位置。通过韧性可以多用可再生能源，街道的尺度更加紧凑，同时有多个供水模式。这都变成绿色低碳的、韧性的多方案分布式的。这已成为国际共识，发达国家全部已经这样做了。中国也这几年去实施。
第三，中国要推行低碳、零排放交通出行方式。国家交通，特别是城市交通，都要考虑到温室气排放以及空气污染程度。所以我们对各种各样的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污染物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除冬季外，其他的三个季节实际上75%空气污染是交通引发的，所以中国要解决交通问题必须推行低碳的、零排放的，尽可能采用小型化交通工具。所以中国大量提倡电动自行车。这样也可能找到停车的地方。中国政府还大量提倡自行车出行，所以中国共享单车是很受老百姓欢迎的，拿个手机一扫描，500米之内哪里可以找到自行车，一骑上去基本上是免费的。一次1块钱，跟收入比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中国现在是共享单车、共享汽车使用的比例现排世界第一。一旦自行车、汽车可以共享了，人均的能源消耗就会大幅度下降。城市的空气也会变得更好。
第四，中国现在正在变革保障房的建设体系。我们更多地采取棚户区改造的模式，而不是单纯地建保障房。并正在动员老百姓成立合作社、住房协会来自己盖自己的房子。同时，也出台一些税收调节房价，稳定房价，以保障老百姓的财富。中国政府只要看到了长期趋势，可以利用许多工具箱。李克强总理经常讲，我们的工具箱还是非常充裕。当前都在实施的这些措施。
第五，中国最近一直在发扬地方建筑风格，大量修复城市历史文化。同时，限制一些夸张、古怪、不节能的外国设计的建筑进行建造，因为它们其实不符合中国国情，有的建筑维修成本比中国本地的建筑要高出10倍以上，建筑费用比一般的中国自有的建筑要高出5倍以上，我们当然要制止这些炫耀性的消费。我们非常明确地要弘扬本地和民族的建筑。因为中国有许多地方可以找得到500年前、800年前的建筑。只要对这些建筑加以现代化的改造，把现代化与传统的风格结合，就可以创造出每一个城市自己的风格，因为中国的土地非常庞大，地方的文化完全不一样。中国每一个城市都有2000多年的建城历史，都有许多建筑形态、建筑智慧，值得我们加以利用。中国的建筑能耗是世界上最低的。因为我们吸收了古代的智慧，再加上现代的一些新材料和新理念，所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建筑的发展国。另外，中国政府对历史街区、名村、拥有大量有名古建筑的城镇进行财政拨款，以修复和抢救古建筑。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将来40%以上的旅游资源还是传统文化，所以中国跟哈萨克斯坦都应该保护传统文化。如果认识得早，保护得早，将来就成为旅游资源了。所以地方城市的建筑很有意思的，具有地方风格的和独特风貌，将来价值很高，能吸引国内外的游客参观和旅游，这就成了旅游资源了。我曾经跟英国的建筑师协会讨论，二战以后为什么英国、德国、法国都选择了按照原来的模式来修复城镇，而不用那些后现代的那些玻璃幕墙，更快进行组装来修复呢？他的回答很有意思，说一方面是我们对当地传统建筑比较留恋，另一方面原来的图纸都在那里，在地下室找出来就是了，发给每个人按照原来的样子建上去，很方便。所以结果二战以后大量毁坏的建筑都按照原来的建筑修复了，现在都成为旅游资源了。所以在欧洲这些城市中间，工业也衰退了，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是维持比较高的，就靠吸引全世界的游客，就是旅游收入占城市收入60%以上。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学习这个经验。这一代可能要为下一代留下更多的传统文化资源，特别在建筑形态上。
第六，中国应当保持乡村的历史、风俗和风貌。中国的乡村都具有上千年的历史和传统，并保留着当地的风貌。这将是城里人到乡村去旅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本人在中国富裕省份之一——浙江省工作了很长时间。农村里老百姓收入很好，主要靠乡村旅游，获得的收入比农业高出5倍甚至10倍。全国推广这个经验要把现代的建筑技术与当地的风格进行结合，造就出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形态。越保持当地风格的地方，越能传承历史和吸引城里人去度假旅游。所以中国这条路是走对了，哈萨克斯坦也可以借鉴相关经验。
第七，中国城市要形成互补发展。中国城市与城市非常密集，杭州市、上海市，苏州、南京形成了由很多城市组成的群。杭州市跟上海市相互之间出现企业家的双向流动。我在当杭州市长之时，提出我们不可能跟上海全面地竞争，但可在四个方面做到比上海好。一是，旅游环境比上海好，有著名的杭州西湖风景区，进行了河道整治，恢复水的景观；二是，我们的居住条件比上海好。上海到杭州来买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三是，我们的学习环境比上海好。在校的大学生原来只有上海的一半，现已超过上海了。政府对于大学很支持，免费提供土地，给予财政支持。四是，创业环境比上海好。我在当杭州市长之时，阿里巴巴刚刚来杭州创业。那时候，马云带领了18个青年人在居民楼里创业。当时，工商局长说按照法规不能在居民楼里搞创业，是不是应该颁布禁令。我当时就不同意，说我刚从美国硅谷回来，美国的大公司都是在车库里创业的，如果不能在车库里创业就没有硅谷了。老百姓不反对就行。所以马云非常顺利在杭州创业成功。中国城市都可通过竞争跟最大的城市形成互补，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就特别快，也涌现出许多新兴的产业。
第八，中国要对过去的居民楼进行改造。今年国务院正式颁布法令，对既有建筑特别是楼龄超过30年内的建筑进行改造。不一定要把这些建筑拆掉。如果建筑质量差，要坚决拆。质量好的建筑进行整修。特别是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后，要求所有的建筑装上电梯，这就市场的需求量就非常大。一共要改造40亿平方米的建筑，所以最近各个电梯厂就开足马力生产电梯，市场非常大。在屋顶上装上太阳能，也可在建筑里边循环利用水资源。同时增设停车场都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第九，中国要建设人居环境好、有当地建筑风格和高质量学校及医院的特色小镇。浙江省、上海市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省、上海市等地主张让城里最好的医院和学校承包农村的医院和学校，在农村里建设分院、分校，把城里一些教师、医生的资源和设备分流到农村去。用一到两年时间把农村低质量医院和学校变成跟城市一样水平的分院和分校，所以这个推行的政策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派了1000个规划师做小城城市调查。问他们为什么要到大城市里来。第一类人要保证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95%的人说不能让子女教育输在起跑线上，教育水平一定要跟大城市的持平；第二类人要进城赚钱，有60%的人进城赚钱；第三类的人是为结婚准备，进城买房可获得稳定资产；第四类人是就业方便。按照我们的判断，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就医便利会成为为第二个进城的原因。医院和学校是小城镇最重要的设施。所以我们就在这两个方面下工夫，提高小城镇的生活水平。年轻人往城市跑，老年人往小城镇。中国城市人口大转移是一个良性的合理流动趋势，促进了提升城市活力。
第十，中国要以治理城市病为突破口进行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走在国际前列。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利用发达的通讯工具把城市管理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想我们提供经验。中国把城市用通讯划成网格，城市的消防龙头，行道树、窨井盖，都是记录到城市的部件当中，用摄像头监察每一个网格，马上能知道哪个窨井盖破了，哪个龙头漏水了。这个系统马上派负责单位去维修，确定所需维修时间，并会检查维修效果，这样就把政府官员的行为都记录下来。系统和部门之间存在竞争。中国会公布为为老百姓服务得快、服务得好的系统和部门。智慧城市进一步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智慧城市是“一网通办”。现在进入任何一个政府的办事网站，可办所有的事情，包括医疗服务、出国、签证、护照等出行服务。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边最多不超过3天就可以批准企业注册。智慧城市提供了一站式服务。另外，智慧城市可以监测城市安全。比方说可发现哪个地方有积水，火灾，然后调度力量，就近就把积水排掉，把火灾控制住。所以智慧城市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中国进入5G时代后，所有的城市设施都可接入到5G系统。一个平方公里可以有100万个传感器，所以中国所有的城市都通过智慧城市接入了传感器，因此城市运行的质量、水平越来越高了。所以中国在这一点上是后来居上，做得最好。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其实不需要通过对城市进行大量的改造，而通过软件把城市硬件跟软件结合在一起，这样可不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但城市的运转能够更加通畅，老百姓有更好的生活水平。政府作为大保姆为老百姓服务得更加周到，这是社会治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智慧城市使老百姓生活得更好，同时是老百姓监督政府最好的手段之一。
以上是中国要实现深度城镇化需要采取的十大策略。深度城镇化来了30万亿人民币的新投资机会。这些新的投资机会直接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所以中国的内需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可以通过这样的计划实现稳定发展和增强国力！
问答环节:
赵白鸽：
仇保兴现仍然是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阿里巴巴，当时马云在浙江创业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就是在那个居民楼道里干出来的，18个人，那是他还是杭州市的市长，支持了阿里巴巴的创业，所以他是一个很强的理论者和实践者，补充一点，习主席在做浙江省书记之时，就强调青山绿水，浙江把整个农村形式都很好地保留下来了，我们有机会可以到那边去看一下。
萨比特·苏汉诺夫：
昨天的讲座介绍了苏州工业园区，通过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形成了整个城区，通过相关园区的建设带动城市的发展的原则是否是中国下一步城市发展的主要原则？中国有许多衰落的城市，在哈萨克斯坦也有这样的情况，依托企业的发展才能有城市的发展，如果出现这样的城市，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挽救它们，或者促进它们的发展？
仇保兴：
我非常了解苏州工业园区，因为我全程参与了它的建设，苏州工业园区通过国际间的合作建立了一个新城区，这个新的城区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这个新的园区有两个跟一般城市建设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它的体制是独立的。在70平方公里的新范围内，用新的体制，采用管理5个机构，把所有的事情办好。第二，苏州工业园区理念不一样，它把工业、生活结合在一起，采用超高的规划标准。当时跟新加坡的规划师一起工作时，他们完全照套新加坡的规划，把每一寸土地看得非常宝贵。但我说中国情况不一样，我们盖的城市应该是要适应以后的机动化。马路应该是比较宽，绿植要多。苏州工业园区跟新加坡磨合了以后，建得比新加坡的园区还好。现在反而是新加坡的官员会到苏州工业园区来进行培训。第三，苏州工业园区所有的工业区、教育区都是跟居住区混合的，这一点我们做得比新加坡还好。结果整个苏州工业园区非常地繁荣，土地的增值收益也全部收回来。这里的房价卖得比市区还高，因为它整个生活条件比老市区更好，绿色更多，交通更方便。中国其他的城市复制这种模式。中国有300多个这样的园区，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园区建设是小范围的试验，进行高端合作，一旦试验成功扩散到全国。所以苏州工业园区很成功，将来有机会也可以看看中国跟德国的合作，中国跟法国的合作。所以通过园区建设带动整个城市，从点到面，这路子是非常顺的，影响了整个城市的建设。
衰落城市，也叫收缩城市。通过大数据分析，中国有100多个城市已经进入了衰退的阶段。大城市总数达663个，其中六分之一进入了衰退。有的衰退还比较快，每一年流失的人口达5%以上。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产业非常单一。例如，它原来是搞纺织的，纺织的产业大部分都转移了，所以以纺织作为支柱的城市劳动力就流失。第二，它原来是依托于煤矿和石油等能源发展经济。一旦煤矿挖得差不多了，石油抽得差不多了，整个城市就被放弃了。这样的情况中国，特别是在北方比比皆是。玉门这个城市基本上没剩多少人了；第三，城市间存在竞争。一个城市发展慢，基础设施改善水平低，别的城市就把人口吸走了。现在，中国高铁是世界第一。一个城市连通高铁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好事就是城市交通更便捷。坏处就是如果这个城市的政府服务水平低，人口就会被别的城市吸走，因为交通便捷，可以使人口转移到别的城市去。所以交通便利是一把双刃剑。中央政府现在对还有价值的收缩城市，比如周边还有很多资源有待开发会对基础设施持续进行资金投入。把收缩城市进行分类，给予一定选择性的扶植，有的城市已经从工业转到旅游业和教育业服务。根据这么多的经验看来，把一个城市转成为教育、旅游、科技创新服务的城市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教育、旅游、科技创新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可以自主地适应未来的变化。但矿产是死板的，如果找到一种替代矿产，这个矿产就没有用了。所以科学、教育、旅游服务业将来成为收缩城市振兴的三大主要武器。
这是近20年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跟德国合作，德国能源署把德国鲁尔区改造的经验移植到我们的城市里来，我们经常派这些地方的市长到德国学习，形成双方比较密切的交流。中国和哈萨克斯坦都面临这样的阶段，我们也可以进行这方面的交流。
赵白鸽：
现在哈萨克斯坦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城市。它的首都努尔苏丹，大概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将一个空白的区域简称了首都。努尔苏丹让人特别特别震撼，拥有包括中国等国家的建筑。也拥有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宗教的建筑。哈萨克斯坦一共有1700多万人，国土面积辽阔。仇部长刚才讲到中国已有德国、新加坡、法国等国的建筑风格和模式。在小范围复制这些模式后，又在中国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我刚刚在想，如果哈萨克斯坦有这样的需求，比方说对城市市长和建筑人才的培训，比方说在城市建设，尤其是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是否有可能用新型数据体系来推进哈萨克斯坦的城市建设？
仇保兴：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新城市或是新首都的建设其实是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的。比方说堪培拉，为什么澳大利亚新首都要建在这么荒凉的地方呢？原本是悉尼跟墨尔本之间竞争。由于决定不下来，后来只能在悉尼和墨尔本之间建新的首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招标。最后由一个美国建筑师中标。但整个城市建的设计图纸很漂亮，但建成100多年后，堪培拉的生活条件很差。所以人类最失败的一点是只在图纸设计上花功夫。在图纸上，这些城市看上去都很漂亮、很壮观、很对称庄严，但实际上这些城市的生活很不便利。一旦到了堪培拉、巴西利亚，就可以感觉到，这些城市都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对称美、庄严美的城市；绿地非常多，人均绿地都是140平方米。这些城市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眼看上去非常地震撼，第二眼看上去就比较疲惫，没有多样性。这些新城失败的原因在于我们用了工业文明的思路来建设新城市和新首都，这其实是错误的。实际上，城市应该给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而不只是看上去很漂亮。所以我们跟新加坡、跟法国、德国合作的时候，避免这些错误。所以建城首先要满足人们生活更美好的条件，那城市里面有没有一条对称的中轴线呢？建好了以后可以看得见，但不明显的。像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有一条中轴线的。人们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然后在景观上形成的这条中轴线，而不是刻意追求的。按照这种规划理念，我们避免堪培拉、巴西利亚的错误做法，去建造永不衰退，拥有多样性的活力城市，始终是以人的生活更美好为目标的。在城市规划界有一句话，叫“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不可能很清晰地描述出来一个伟大的城市蓝图只能描述其中的10%，而90%是后来生长出来的。所以城市要为后来的生长提供大量的空间和机会，让所有进入城市的人再创造，使这个城市充满活力。所以中国从零开始建筑城市，比方说深圳、苏州工业园区、200多个城市的新区都是从零开始的。我们除了个别的城市出现了堪培拉化，巴西利亚化，但是绝大多数90%的城市建设中避免了这个错误。
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所以原来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环境署把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培训都放在欧美等国，现在基本上都放到中国来了，我们每年承担联合国交给我们的培训官员的任务。所以中国在新城建设方面，无论是从质量、可持续发展、城市活力方面来说都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完全有别于欧美等国的新城建设。中美之间最早展开了这方面的合作。美国APA规划师协会 20年前就跟我们建立关系了。中国的规划师最多数量的是美国人。我们可以和哈萨克斯坦合作，提供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智慧城市等方面的技术。
阿斯卡尔·乌尔杰姆巴耶夫：
能不能介绍智慧城市发展的前景？一个外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幽灵城市》，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有高楼，是没有人住。是否可以谈一谈这个城市的新变化？
仇保兴：
我先谈你后面那个问题，我经常批评幽灵城市。5年前，作为全国政协环治委的副主任，我在中国的两会上批评内蒙古城市鄂尔多斯。这个城市人口只有50万，但盖的房子可以住150万人。新区无比巨大，聘请国外的建筑师来完全按照堪培拉的模式来建造。我当时批评那个市长，鄂尔多斯市长就在会议上表态，说15年之内都不盖房子了。我告诉他15年之内都不盖房子，也无法解决空城问题。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法律，规定作为市长，在当地做了错误决定，建设了幽灵城市，破坏了生态，造成了巨大浪费，会被终生追责。法律颁布以后，要是再这么大胆建一个新城，人口都没有的，那市长是要坐牢的。因为此法律，幽灵城市就少了。中国有一些幽灵城市，也有个别保障房建得多的地方变成幽灵城区，这都是发展过程中间可能出现的。
回顾城市建设的历史，各个国家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建了大量的城区。有一个城区还是德国人设计的，当年还获得了美国规划师协会的金奖。这个城区大概可容纳7万人口居住，但3年后，这个城区完全退化了。整个城区是为了贫困人口建的，几万贫困人口聚在一个城区，没有就业岗位，没有收益。物业费就不付了，一年下来，建筑下水管不通了，也没人修，没电了也不接上，整个垃圾也不清扫，整个城区就变成贫困区。到了第5年，美国政府没有办法，把整个城区人全部赶走，炸药包炸掉整个城区，这个是一个最著名的错误。而中国政府所有的幽灵城市都是可以恢复生机的，因为没有穷人住在一堆，无非这个人住得太稀了。现在鄂尔多斯建了十几个博物馆、文化馆、大学，年轻人多招一点，慢慢进行调整。美国式的错误是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学习的经验教训。
智慧城市我们已对智慧城市建设进行了将近20年的探索，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我们也走了许多弯路。最近才理出来一个智慧城市政府应该干什么，企业家应该干什么。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四大支柱。
第一个支柱就是网格式的精细化管理，一定要把一个复杂的城市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把它划成无数个网格，每个网格里边有5000个部件，这样方便检查。网格是产生所有的数据和评价每个政府部门服务质量的地方。划整为零，把复杂城市划为简单，这叫精细化的网格，形成了国家标准，形成了一整套的信息的获取、反馈、执行一整套的机制。在此基础上，全面改制城市。了解城市所有发生的事情。然后进行运算，系统会自动向各个部门报送信息，相关部门收到指令后马上要去执行。执行后，系统又对执行结果进行检查，还排出表来量化化到各部门。城市整个的修复速度就会很快，将城市整个设施变好，这是精细化管理。
第二个支柱是政府网站，也即是政府的大数据中心形成“一网通办”，提供老百姓所需的一系列服务。到今年年底，百姓可以使用手机办理90%的事情。由于智慧城市建设，中国整个营商环境的评比连续两年，每年提升的位次都是30%以上。所以过去老百姓说办事难、办事慢，而且在办事过程中间政府腐败，敲诈勒索，现在基本上听到这个抱怨很少了。
第三个支柱是保障城市安全。智慧城市系统对所有容易发生自燃灾害的敏感地方进行检查。每次发生问题后都进行改良。改良后，这个城市就变得越来越有韧性，越来越能够应对灾害。
第四个支柱是对资源的管理。中国城市土地是属于国有的。主要靠一套信息系统去管把包括树木、古建筑、街道、公共设施等政府资产进行管理。这个信息系统把每一个资产的运行状态、利用率和维护水平进行全面监管。所以在智慧城市系统的监督下，城市里边公共品的质量、数量都得到保障。
政府必须要干以上四大支柱事情。刚刚开始智慧城建设的时候，政府自己把自己搞乱了，也搞电子商务、电子旅游，结果等于是跟大小马云抢生意，但又抢不过，这样就浪费了财政资金。此四大支柱事情外，政府不管别的事情的东西我们不管了，然后大小马云就成长起来了。所以全世界都没有找到智慧城市建设的正确道路。中国通过这20年的努力，全部分清楚政府要干什么，企业家干什么，然后政府和企业家一起干什么，分三个层次。企业家跟政府要在智慧能源、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交通方面合作，要签订PPP合同，即是政府、私企的合作关系。我们不允许马云独家垄断，比如说支付系统，支付宝可以支付，微信可以支付。政府也有银行支付系统，这是存在竞争的。所以中国电子商务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光是电子支付系统现在是美国的大概20倍。所以中国在智慧城市建设上可以说是后来居上。
中国政府非常高兴地进入了5G社会。5G使智慧城市建设更加容易了。智慧城市是在通讯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电子支付是APP，智慧交通是APP，共享单车是APP。5G比4G更加进一步了，不仅是速度提高了，手机跟手机之间可以直接通讯，一个平方公里的范围的传感器的接入可以增加30倍，以后会涌现出多少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预料不到的。5G比3G和4G的飞跃更大，人类没有出现过。通讯的发展所带来的市场使所有人的估算都失败了。它的发展是不可预计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自己认为智慧城市建设、政府管理、经济发展、模式变化都进入了无人区，是前所未有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很重要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愿意跟哈萨克斯坦的兄弟们能够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凯拉特·阿伦汉诺夫：
随着城市的建设对住房的需求也是增加的。要建设多少住宅才能够满足中国的需求？怎么进行资金运算？现在中国也出现了老龄化的趋势，因此中国逐渐放松计划生育的政策。在许多大的城市，如果人口平均寿命达到75岁，中国的人口还是会出现正的增长，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否会对中国的住房政策有影响？所有国家机关的信息会汇集到一个地方，形成一个信息库。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包括就学、就业方面的问题就会出现。是从改善民生的角度还是提高政府管理的角度来发展智慧城市？
仇保兴：
第三个问题我最容易回答。中国政府搞智慧城市的唯一目标是使人的生活更美好，而不是方便政府管理。政府是服务老百姓的大保姆，而政府部门就是分保姆，要为主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感觉到智慧城市的好处。所以这是根本性的转变。
第一个问题是安置的问题。我们有“五年计划”，按照计划经济算出住房需求。但这是有缺陷的，经常算不准，因为市场化以后人口的流动量太大。要算出一个城市5年以后、10年以后人口的波动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自动平衡机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基本上不去控制建筑住房，而把住宅的用地进行市场化拍卖，卖地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自己去盖住房。政府在30年前就退出了房地产市场。这样的好处有：第一，所有的市场主体进入房地产市场，为老百姓提供房子；第二，盖的质量不好，政府接受投诉，然后进行检查。所以这样一来，整个房地产市场繁荣了，房价也升高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不是由政府负责，房子质量也不是政府负责，政府变成第三者了，有的时候房子供应太多了，价格就跌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走了这条道路。如果说政府只供应土地，房子是由市场主体来盖的，那么政府就是一个监管者，这个监管者最后就兜底。如果说有一少部分农民进城买不起房子，那怎么去解决这部分人的住房问题？政府补贴租金，或盖一些保障房，临时供你们居住。政府就起一个兜底的作用。
怎么去运算资金？中国政府在30年前的时候也是很担心。在北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世界银行等货币组织跑过来，说中国20年以后，肯定是世界上第一的债务大国。农民是不需要医院、马路、公园，防御系统、供水都不需要的，但农民变成一个市民，都要提供这些东西。国家就要在公共品上提供20万人民币/人，中国10亿人口要转移呢。10亿乘上20万，这是天文数字，就相当于把世界上所有银行的钱都摆到中国还不够。巴西、阿根廷、印度等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间都变成了债务大国。但中国不是这样。30年以后，中国不仅不欠世界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一分债，还成为了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假如政府要花300亿修一条地铁。这个地铁口有一块土地。假如是在西方国家，这块土地是私人的。这块土地增值了20倍，全部归私人所有。但在中国，这块土地是属于国有的，增值的20倍，私人可以拿2个亿，剩余的18个亿是归政府所有。政府把这18个亿拿来再投资到更多的地铁、学校、医院。这个滚动就使中国城市建设的资金，不需要通过税收的，而是通过土地增值就可以获得平衡。世界上所有的收缩城市都是产业收缩，唯独中国出现了产业还在发展，城市收缩了的现象。这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拍卖土地来获得城市建设的资金所有西方的经济学本质上都无法解释这个特殊的现象。土地财政，即土地会生出新的税收，主要贡献就是我们解决了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举债、基础设施短缺、城市建设资金不足等问题。
关于老龄化问题，中国政府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实际上就是计划生育放开了，但是放开了也没有用，老百姓还是不愿意生孩子。一是因为生孩子的成本高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二是因为妇女要生孩子，劳动力的收入减少了。5年前，中央管计划生育的负责人还跟我辩论，说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突然放开生育政策，人口像火箭一样会爆炸。我说你错了，中国人现在移居到巴黎、罗马等城市的人口达50万人。在中国，一个家庭生5个孩子，但到了国外的城市自动就变成2个孩子了。在巴黎你要生3个以上的孩子，每个月会给你好几千法郎的补助，为什么不生呢？妇女如果生了孩子，就失去了工作。一个月所少挣的钱比政府补助的还要多得多，所以所有的中国人一到了发达国家，都不生孩子了。这是个大问题。所以后来计划生育政策就放开了。
沙哈巴努·扎库波娃：
中国城镇化总进程是一个受管控下的城镇化进程。市场有自己的条件，但基础设施或社会方面没有准备好接受大量进入的农民工。中国有没有所谓钟摆式的移民，是一种城市群新的移民方式，就是通勤式的移民，这些移民会住在大城市附近的小城市。而且您讲到了现在中国的城市的通发展非常好。中国的小城镇因为公共事业服务需要大量的资金，虽然回收期很长，中国的企业如何看待PPP在公共事业服务方面模式的采用？
仇保兴：
第一，所有国家的城镇化都是受管控的，没有说绝对自由的，但是管控得对不对？这是个关乎科学的问题。中国政府一开始也是管控错了，管了不应该管的事情。通过这30年的城镇化过程中间，我们慢慢找到了管控的内容。在城外管控三条线：一是永久性的基本农田；二是生态敏感的区域；三是城市的边界。但是城市的边界前40年都不管，但现在就要管。因为现在城市已到了定型的时候，现在，我们在城市外面管三条线。在城内管控四条线：一是城市水系蓝线；二是历史文化保护地紫线；三是城市公园用地绿线，一个好的城市，无论哪一个市民走500米必须有公园。提供避震的地方，实现整个公园跟城市建筑的均衡布局；四是城市交通枢纽黄线。以下几个市场也是政府要管控的：第一，管控污染；第二，管控供水、供电、道路等方面；第三，管控信息不对称的内容。比方说谁可以当教师，谁可以当医生、建筑师、规划师、教师，政府是要管的。所以中国政府主要管控的领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我们中国原来学的苏联模式，什么东西都管。后来慢慢地这40年除了这三个方面内容外，其他的全部由企业家来管，这是成功的经验。
中国存在钟摆式的交通，在这方面走了很大的弯路。九十年代的时候，北京要建10个新城，每个城市可容纳的人口达20万到30万，全部用于居住，套用西方的观点就是“睡觉的”新城，睡觉跟工作就分开了，通勤变得非常复杂。早上，几十万人要涌到工作的地方；晚上下了班，几十万人要回到睡觉的地方。第一代新城全靠钟摆式的通勤来解决，这个是失败的经验，我们马上停止建设这样的第一代新城。后来，任何新城建设要解决至少一半就地就业问题，钟摆式通勤减少了一半。到了第三代的新城，我们要求就地解决80%以上就业。中国跟新加坡合建的工业园区，就没有大量的钟摆式的交通。实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混合，组成一个组团，每一组团形成就业、居住、娱乐、商业、文教的综合布局。我们跟美国的APA长期进行这方面的交流。他们原来也是分区，但以后想想不对，要搞混合使用。但美国城市已经扁平化了，扁平化了以后就没什么用。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很高，一个平方公里1万人。我们的效率比美国大得多。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到了。
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贫民窟？在2005年，我帮助指导翻译了联合国人居署的年度报告《贫民窟》，那本书对中国很有指导意义。除中国外，其他国家50%的人口是住在贫民窟里面。中国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很严重？实际上，三个重要的措施来保证问题不会恶化：第一，土地的供应是市场化的，政府不建住房，所有企业都能提供住房问题；第二，我们故意放宽城市郊区，郊区农民多余的房子都可以出租，来容纳所有的外来人口。这使得大概40%的本来居住贫民窟的人来改善住房条件；第三，政府帮助提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为老百姓提供低价房子，但住房必须张榜公布，来证明老百姓的收入是很低的。谁要是检举老百姓是属于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的，那就退出这个房子。第三者管理的程序就很复杂。
中国的城镇化跟其他国家的城镇化完全不一样，因为中国没有实行土地私有。没有土地私有，农民没有把家里的土地卖掉，也卖不掉，最多能够卖的是分期的20年。20年以后还是属于农民的。这样的话，可以不断地进行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这就帮助了中国避开了许许多多的危机，也防止城市全住的是老年人。现在，城市中老年人可以把城里的房子租出去，去乡村居住。一置换出来以后，老百姓的收入可以大大增加，老年人都纷纷往农村跑。这个对城市活力和生产力布局都是有利的。城市是一个创新的宝库，但需要集中优质劳动力。原来靠计划是做不到的，这个价值规律就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关于PPP的模式，中国早在20年前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中国政府原来供水、供热、煤气、污水处理系统都是政府自己建设的，但我制订了一个特许经营办法，即所有的污水处理厂、供热厂、暖气厂都可以拿出20年的经营期，把这20年的经营权拿来招标，买的人有法国企业、英国企业、美国企业、日本企业，也有中国民营企业等。结果把60%城市的供热、供气、供水都采取了PPP模式，实现民营化。所以这样一来效率就提高了，供应的也多元化了，政府把PPP特许经营权卖掉，还可以收回一部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