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要为国际社会搭建合作共赢平台，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要将“一带一路”建成绿色之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助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成为了国际共识，但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还面临生态文明思想国际化、制度改革探索与体制机制创新、市场化推进生态经济发展、生态绿色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绿色金融创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解决，作为“一带一路”、生态文明的倡议者和发起者，实践者和引领者，中国要主动发挥更大作用，着力建设六大合作体系，共谋“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全球生态治理能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绿色可持续发展是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绿色“一带一路”为促进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全球面临的很多重大问题的金钥匙。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成为了国际共识。“一带一路”打造成绿色发展之路，是中国政府的初心和承诺，同时是所有共建国家的共同需求，但是绿色丝路建设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绿色丝路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

重大问题之一：生态文明思想与理论的国际话语

生态文明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是当前及未来中国重大发展战略之一。生态文明思想历经了概念、定义、路径、实践等过程，形成了日益成熟、相对完整的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确立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引领。

世界主要国家虽然纷纷提出绿色发展的战略，但在如何进行绿色发展问题上并未形成共识。绿色发展既强调效率，又强调和谐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依然只是停留在局部行业和区域，实践上依然以传统发展为主。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态文明不可能在封闭的一国之内建成。无论是自然层面的生态问题的解决，还是维持良好生态的绿色发展的全面推进，都需要世界达成共识，全球通力合作，最终共同改变全人类现有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基于此，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走国际合作的道路。如何用国际化的话语体系和行动议程，传播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方案，提升中国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绿色丝路建设不可避免的重大问题。

重大问题之二：共建丝路生态环境合作机制

生态环境合作机制是指在有生态联系的一定空间范围内，利益相关者之间以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依据共同达成协议联合采取各种行动的机制体制。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推动者，中国更应该在生态环境合作中作出表率和贡献。不仅要积极地深度参与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生态环境合作，更要总结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的丰富经验和优秀成果，发挥生态文明理念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合作不仅是一种切实行动，也是一种思想输出，可成为生态文明思想和理论向世界展示和输出的主要形式。因此，在“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合作机制构建中，中国要主动发挥更大作用，成为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如何构建“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合作机制；如何构建组织机构、设定议程方案、制定任务行动、加强制度改革，是绿色丝路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重大问题之三：生态经济发展机制和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生态要从保护和开发的角度来思考，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为全球提供更多的绿色公共产品。如何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开展自然资源资本核算；如何充分发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如何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和机制，是绿色丝路建设面临解决的重大问题。

重大问题之四：绿色科技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推进，科技同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深入协同发展，对人类文明演进和全球治理体系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以科技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成为破解各国关心的一些重要全球性问题的必由之路。”绿色科技创新与应用改进了生产方式，引导了生活消费模式，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几乎深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每个环节，没有绿色科技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将是空中楼阁。如何用科技成果提升产业绿色化变革，如何用科技转化引导绿色产业化创新，是绿色丝路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重大问题之五：绿色金融创新高质量发展

绿色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绿色金融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新动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的核心。“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生态环境问题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生态环境治理成本也势必增加，仅靠政府出资负担过重、资金匮乏，需要寻求多元化绿色发展资金来源；还存在着资金分配、金融偏好、绿色金融标准不统一等一系列金融问题，严重影响资金的合理投入、使用、分配，使一些亟待解决的绿色发展问题缺乏资金保障和支撑。

二、应对绿色丝路建设重大问题的政策建议

如何应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强调“必须从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有关部委也出台了相关意见和规划，加快推进共建绿色丝路建设。我们应从构建组织机构体系、生态经济体系、制度法规体系、科技合作体系、绿色金融体系、指标监管体系等六大合作体系入手，提升全球生态治理能力，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构建组织机制合作体系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组织保障和机制协调。应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作为联络各国生态环境部门，接洽生态环境政策、整合生态环境资源，提高沿线环境治理效率、促进环保技术升级，培育专业环保人才，集中力量攻克重点生态环境问题、高效解决绿色发展问题的常设机构。积极参与联合国环境大会、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中国-中东欧环境合作部长级合作会议等区域合作机制，开展双边或者多边生态环境合作。扩大与相关国际组织机构合作，加快国际平台建设，增加参与度，扩大影响力。

目前，已建成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旨在成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由政府、智库、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开展政策决策、行动执行、争端协调的多元合作平台。

（二）构建制度法规合作体系

制度法规合作体系是保障各国绿色发展的硬性要求和行动规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生态环境制度法规体系的完善程度、环境标准及执法力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构建制度法规合作体系，要对标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应将国家按照法律标准的完善程度进行划分，根据各国国情、区域生态环境政策和法律标准分层次进行适宜的对接，消除沿线国家间的绿色壁垒。通过开展政府间高官会议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多双边合作协议或备忘录，最后监督和执行合作协议。不求统一“一带一路”沿线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但求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共同遵守一套各共建国都认可的具有严格标准的制度法规参考体系。要加强探索生态建设各项制度改革。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自然资本核算）、自然资源统一确权和产权改革、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GEP核算）、国家公园机制建设、国际生态环境法规和环境质量标准衔接、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争端解决和裁决机制）、生态文明教育（公民教育、高校课程设置等）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要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引导机制、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机制、以公众为主体的社会机制。做到具有国际性前瞻性，可操作可推广，不仅能指导和落实具体任务开展，更要能衔接国际通行法则，在“一带一路”推广复制。

（三）构建生态经济合作体系

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需要政策类手段和市场类手段的共同协作，要强化企业为主体、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决定性作用。

产业生态化已成为产业生态型转型发展的主要路径。要落实《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引导企业开发使用低碳、节能、环保的材料与技术工艺，推进循环利用，减少在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要制定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加大鼓励对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绿色服务等产业的扶持，可以明确划定产业边界，协调部门共识，凝聚政策合力，引导企业和金融投资，保障相关支持政策始终聚焦绿色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产业。生态产业化是生态经济发展的新兴热点，通过开发生态产品、生态服务等让人民共享生态效益。要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实施自然资源监管权和所有权适当分离，引导生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促进生态资产做大做优做强。要制定生态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严格管制各类开发活动、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要创新挖掘生态资源开发新兴业态。

目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核算还是世界难题，但是我国政府和企业率先建设了“资源环境综合管理大数据平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开展自然资源分类和数据统计，通过会计核算准则及经济量化分析方法对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进行价值化、精确化、系统化的管理；实现存量优化、流量提升、变量可控的“三量协调”的绿色发展路径，找出发展和生态相互促进的平衡点；对生态建设项目开展大数据预测和评估。该平台已在海口市、贵阳市开展试点，获得当地政府、各国学者和联合国官员的肯定，值得在“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中推广应用。

（四）构建智力支撑合作体系

构建绿色科技合作体系。绿色技术创新正成为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科技竞争的重要新兴领域，日益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动力。应该充分结合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运用跨界和平台理念，聚焦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绿色服务等产业，构建市场导向的“一带一路”绿色科技创新合作体系。要加强科技研发和推广，建立生态环境技术咨询服务体系，解决重点生态环境问题。要构建绿色科技成果交易平台，推进绿色技术银行、技术转移中心等完善改进，推动节能环保、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的技术、装备、产品的交易。

构建人才培养合作体系。要储备大量具有国际视野和高尖端技术的专业人才，建设既能解决区域性合作问题，也能解决具体技术问题的先进管理和高科技综合素质人才队伍。要加强人才培养合作和交流，通过建设人才培养基地、扩大沿线国家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办大型国际环境专题会议、企业人员外派培训、科学家交流、教育领域合作等方式培养大量亟需人才。

搭建国际研究合作平台。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加强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智库、高校和企业等广泛国际化合作，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国际议程对接，相互借鉴吸纳，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总结研究，共同推进生态文明思想与理论国际话语，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和能力。

目前，已成立“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旨在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和对外投资绿色化水平，建立政府、国际机构和企业间对外投资和项目合作的环境管理交流、促进与服务平台。已组建“绿色技术银行”，以承接绿色技术的原始创新，担负绿色技术的产业创新、落地转化和国际转移为使命。作为汇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安全高效、生命健康等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中的先进实用绿色技术，强化科技与金融结合并实现科技成果的资本化，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同步服务于国内可持续发展和绿色技术领域南南合作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发布了《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是我国第一次针对具体技术领域提出的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反映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将为共建“一带一路”环境部门培训了环境官员超过4500人次，涉及120多个国家。

（五）构建绿色金融合作体系

我国已围绕绿色金融标准认定、组织构架、产品服务、支撑体系、风险防范等做了很多探索。发布了绿色金融指导意见，提出了中国对外投资环境管理倡议，开展了绿色金融试点，打造了生态文明建设金融服务体系。未来将会以着力推动绿色资产证券化，打通绿色信贷和绿色交易的绿色市场渠道；推动绿色PE和VR发展，利用技术降低绿色产品成本；运用金融科技降低识别金融资产认证的评估和成本等为攻克方向，推进绿色金融创新发展。“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政府间可通过合作制定绿色金融政策，挖掘沿线国家的绿色投融资需求；引导投资决策绿色化，使用绿色债券等绿色融资工具筹集资金，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并使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等工具开展环境风险管理；部分资金的筹集可通过具体项目的开展与沿线各金融机构合作。重点围绕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创新升级、金融支持传统产业绿色改造转型等开展绿色金融创新，在统一绿色金融标准、促进绿色金融外部性内生化、提高绿色金融商业可持续性、完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我国正在探索设立绿色金融基金，建立绿色评级体系，在各类金融经营活动中要充分考虑潜在的生态环境影响，在项目立项、在建、建成过程中开展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和监测追踪，分析生态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应加快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基金，用于生态修护、清洁能源、生态产业，激活“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要素，支持沿线国家生态环保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绿色产业发展项目。

（六）构建指标监管合作体系

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及监管体系的构建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和成熟经验。把中国经验综合WHO、联合国等的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可以整理出不同评估因素下环境指标的具体指标。加强统计监测、核算监管、评估预测能力，开展项目实施的监督与评估、合作项目的合理性评价、协调和监管能力评价、实施后的生态环境质量阶段性评估和终期评价。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网络监测系统、监管制度、风险评估和预测机制，提高准确性、及时性，实现指标监管体系信息共享。

目前，已建成“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旨在通过环境政策、标准、法规、技术和产业等信息交互传递，实现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信息数据共享，为“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支撑。国家遥感中心“一带一路”环境状况监测、中科院“数字一带一路”等也为监测评估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科学分析。

【作者介绍：孟东军、敖晶、武福兰，浙江大学西部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叶晗，浙江科技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