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后疫情时代中巴合作的新机遇与挑战”云端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叶海林出席参加了云研讨会并就会议主题做了发言。

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

以下是演讲全文： 

非常高兴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参与本次云端论坛，亚太与全球战略院非常高兴成为本次云端论坛联合发起单位之一，作为社科院负责亚太地区区域事务的研究机构，我们一直非常努力致力于中国和南亚有关国家的智库合作，特别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在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联系和合作，我本人也是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战略研究国际编委。在疫情期间，中国社科院亚太院也与巴方多个机构联合举行了多场在线论坛，就两国抗疫政策，以及国际话语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为深化两国人民理解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份工作。

今天有机会参与云端论坛就一些后疫情时代中巴合作的观点做分享，我本人非常高兴。我们在谈论后疫情时代中巴合作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超前的会议主题，是因为疫情现在还没有结束，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新冠疫情不是说什么时候退出的问题，而是说连第一波疫情打击还没有告终，很多朋友有这样的问题，现在谈论后疫情时代是不是为时尚早，我个人接到会议邀请的时候想过，像我们看到的国家，比如说印度，全球疫情最严重的美国，他们的疫情现在显然谈不上展望后疫情时代如何如何的地步。目前而言，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已经控制住疫情，国内只有零星本土案例和一定数量的输入案例，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疫情曲线变得让人非常乐观，我们可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新冠疫情的特殊性在于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通过闭关锁国躲开疫情侵袭。

如果国际社会抗击疫情形势没有根本改善的话，紧紧依靠一部分国家实现社会管理正常化，走出疫情困扰，进入后疫情时代是非常困难的，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面对一个可能要和我们长期共存的疫情，我们如何认识它，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对于疫情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对以往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于疫情爆发前国际基本格局的认识。

我们看到亚洲地区，不管是西亚、南亚，还是东亚，特别是东亚国家，在疫情面前普遍表现要比欧美国家要好很多。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对2003年的非典记忆犹新，所以曾经流行病学的记忆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疫情必须提早应对，依靠国际合作加以应对。因此，亚洲国家在新冠疫情面前表现出03年抗击非典时的团结精神。而在其他很多地方没有看到国际合作，我们曾经认为是国际合作典范的区域一体化机构，比如说欧盟，比如说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没有表现出疫情面前有国与国合作的诚意和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也是帮助亚洲地区率先走出疫情重要的机制化优势。

第二点要强调，在疫情开始之前，国际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我们在疫情期间感受到的国际社会中出现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并不是疫情带来的。实际上在疫情出现这些现象已经发端，有些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相互脱钩，战略上不信任，甚至相互排斥，这并不是新冠疫情导致的，新冠疫情使这些现象更加恶化，我们也看不到在新冠疫情以后国际社会恢复到之前的基本浪潮，以及国际社会因为疫情原因重新回到团结合作的道路上。

对于后疫情时代首先承认一点，疫情之后的世界国际合作难度大大增加，不仅仅因为国际机制和组织没有发挥出影有的效力，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一些地区大国和国际社会超一流国家，可以说超级大国在这一轮新冠疫情面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成为国际地区合作领导者和产品提供者的这种角色，尽管他们嘴上标榜说自己是全球抗疫的主力，但是这些国家的表现让人失望，这些趋势很难在短期内改变，而他们对外政策中自私自利孤立主义的倾向，以及利用疫情推行地缘政治的做法，后疫情时代也会长期存在。

我们在强调后疫情时代加强国际合作的时候，在后疫情时代无论是国际机制主要维护方，超级大国，还是国际机制本身，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等等，他们自身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推动国际多边合作，区域小多边合作和区域双边合作，将成为国际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合作方式，这一点应有一个清醒认识。

第三，在双边合作当中，更多会从资本配置市场规则下的最优配置转向到涉及到民生和国家安全最合理配置，对以往合作方式产生重大冲击。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几乎所有国际经济合作，不管是项目还是合作框架都是立足于资本自由流动，资本配置市场最优原则。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民众对于民生项目的关注，以及国家对于产业链完整度的关注极大上升，这种关注明显改变国际资本流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以往人们可能更关心哪里性价比更高，以后人们更关心哪里更安全，哪里保障本国民众安全，以及自己国家经济独立和经济完整的安全。包括推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和“一带一路”项目，我们更多考虑到项目本身惠及民生的需求，沿线参与各国对于自身经济安全的考量。资本自由流动和性价比最优配置不再是未来全球区域合作，特别是区域经济合作唯一被广泛承认的原则，这一点也是我们看到的。当指导思想发生变化以后，合作理念也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个现象在东北亚地区已经出现，而且变得很明显。因此，不管中巴经济走廊参与人员还是政策设计人员都需要审慎考虑这一点。

我认为，后疫情时代世界最大的变化实际上是人们理念上的变化，人们不再用原有全球化的观念和视角看待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新观点如何塑造是我们更应该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