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宇燕发表主旨演讲：
“百年变局”是习近平主席去年6月份正式提出的，习主席认为：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全面爆发起，因清政府战败而迫使中国对外开放至今，我们终于迎来了近现代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并且，当今世界格局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促成了当下这样的“百年变局”。
怎么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始终是中国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核心就是把世界政治、经济里的重要变量识别出来并进行测算。其中，主要有八个重要变量：
1、大国的力量对比在发生重要变化
2、技术进步在发生重要的变化
3、人们的价值观念在发生重要变化
4、人口结构在发生重要变化
5、全球问题在发生重要变化且越来越严重
6、美国主导的全球多边体系正在不断地瓦解
7、美国国内的内部矛盾越来越多
8、美元体系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第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
首先看经济总量对比。中国在建国以来70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这40年间，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元，涨至2018年的10000美元。
其次，看整体GDP对比。2005年的时候，中国还不到日本的1/2，2010年就超过日本，2014年是日本的两倍。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2年，将是日本的3倍。这个目标很可能在今年或明年就能提前实现。日本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经济总量的差距从不足1/2到3倍，只用了15年的时间。跟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比，1979年，中国GDP总量是美国的2/30，现在已经超过2/3了，只用了不到40年。可见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当今世界的冲击有多大。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就是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战后，曾经有两个国家的GDP在八十年代初达到过美国的2/3，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联，但他们很快都衰败下去了。因为美国对日本、苏联都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政策。尽管日本是美国的盟国，但是美国对日本也是打压得非常厉害。逼迫日本开放市场的同时限制它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并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还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最终导致日本泡沫的破灭，它的经济增从占美国2/3，到现在不足美国的1/4。苏联当时也被美国全面遏制，确切地说是孤立。不去苏联投资，不跟苏联做贸易，断绝人文交流和科技交流，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大国的力量对比”在中国学术界有一个概念，称为“大国赶超陷阱”，就是指对世界的霸主而言，一旦有赶超者的经济实力达到它的2/3，就会被实施非常严格的打压，最后把它打下去。是不是存在着这么一个大国赶超陷阱？这个问题被学术界提出来后一直有争论。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是美国的2/3，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关于权力政治问题，2017年，特朗普当选后公布了《美国国家战略报告》，开始把中国和俄罗斯当成是战略对手，特别提出来大国政治、权力政治又回来了。这里面我引用一本书，是谈权力政治的，他讲国际政治是以敌人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敌人就没有政治。所以特朗普政府现在反复强调大国政治又回来了，权力政治又回来了，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当成一个敌手来看待的。
第二、技术的变化。
技术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数字领域，就是网络、计算机，还有人工智能等方面。很多的研究机构，比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里就指出，由于智能机器人的发展，2030年，全球将有8亿个工作岗位被机器人替代。理论上讲，所有的工作岗位都可能被机器人所替代，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了。原来的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制造业，特别是生产线上，它替代的工作岗位都是产业工人，这些人从第二产业出来了以后，他们进入了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吸纳了这些人。现在的这场技术革命，它发生在第三产业，它就发生在服务业。那么被它替代的这些人到哪去就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90多年前的文章就曾预言，他说100年以后，人类的主要挑战可能是由于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无事可做。“远程机器人”、“智能化机器人”这两个词创造了一个新词叫GLOBOTIC全球化机器人，也叫“远程移民”。比如印度的一个工人，他不需要到美国去，直接在印度就把美国的工作岗位替换掉了。
除了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技术的变化对投资市场的影响也很大。根据估算，由于网络的普及，特别是家庭酒店，小酒店可以通过网络参与到国际旅游市场后，使过去10年的酒店业投资减少了1万亿美元。此外，技术进步带来了一个让经济学家们非常困惑的问题。以往的技术进步是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网络的普及，机器人普及的结果却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反而变慢。通过发达国家的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在最近10年是战后以来最慢的。以至于出现了这样一个生产率悖论，指的就是科技的发展加大了收入的差距，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很缓慢，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好好回答的问题。
技术进步不仅对经济有影响，对安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比方说谷歌地图，它既方便了我们的日常使用，也方便了恐怖分子。很多恐怖主义分子拿着很清楚的地图实施恐怖袭击。所以英国、以色列、印尼、印度等国家都要求谷歌公司把地图的清晰度、分辨率降低。这都是技术进步后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
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军事领域里面影响很大。现在热议的一个问题叫灰色地带。灰色地带是跟以前的黑色、白色相比较的。以前的战争，交战双方都十分清楚对手是谁，敌我分明。但是今天在网络世界里面，这个界限变得模糊了。当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电力、交通，整个的信号系统等进行网络攻击，我无法确定这个攻击来自于哪个国家。这攻击以后一查可能是来自非洲的某个国家，你无法确定，是这个国家开展的攻击还是这的人过去通过它的网站对你实施攻击，很难追踪溯源到底是谁打的你。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有些国家可以实施攻击，但又不会遭到报复，这就是大家讨论的灰色地带问题。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上讨论灰色地带，因为数字技术的进步导致战争的形势和战争的性质发生变化。现在还出现了一些致命的自主武器，简称LAWS。简而言之就是把人工智能和武器结合到一起，这种无人机它自我学习又自我实施攻击。那这些武器能否出口、制造？实施打击的责任如何界定？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人类没有遇到过的。所以我就讲技术的变化在今天引起了整个世界都在变。尽管这些东西在变，却仍由美国来控制整个全球的网络。现在我们说的网络世界根服务器是在美国。今年8月份发表在《国际安全》上面的一篇论文，名字就叫《可以被武器化了的相互依存》。它就讲真正在网络世界里，世界各国已经高度地相互依存，美国在控制相互依存的这个网络。美国现在对网络的控制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叫全程监控，美国在网络里有全程监控的能力，可以监视着每一个人。另一个可以隔离某些国家某个群体，所以美国把它作为武器来惩罚制裁其他国家。这是美国现在的优势。与此同时美国人也担心中国在网络技术上的争夺。因为中国现在的网络技术发展很快，特别是在数字、量子通讯领域。理论上讲，量子通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无法破译，目前量子计算机可以解密现有通讯，唯独不能破译量子通讯。而量子通讯就等于是把美国刚才说的拥有的网络霸权从某种意义上颠覆了。
根据《经济学家》杂志的报道，美国每年8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调配几十万人在网络上收集情报，再用计算机来进行信息收集、分析、整理。如果量子通讯这个技术得以全面使用，美国的这个情报网络就作废了。所以量子通讯对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且颠覆性的东西。很多文章讲，美国一定是想在这方面打压中国，打压华为公司。因为量子通讯和5G是一体的，技术进步正在从经济上、安全上、从国家的竞争上改变这个世界。当然，5G技术、量子通讯也意味着巨大的市场。
今年一本英国新书的书评提到，现在的这场技术颠覆革命可能是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的劳动被技术替代。整个世界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全都要发生根本性变化，马克思提到的劳动关系、劳动价值等将会随着无需人力参加劳动而逐渐消失。
第三、人们观念意识的改变。
网络的发展、普及带来零成本的传播价格、高速的传播速度、庞大的传播容量。网络的发展和普及使得每一个接收者通过手机等媒介，获得大量的信息普及，从而便引发很多问题。英国籍斯坦福教授Niall Ferguson 在2017写的一本书叫《广场与塔》，副标题就是讲网络等级结构和对全球权力的争夺。书中他就谈到了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两次网络革命，第一次是1400年，15世纪中期，当时德国人古腾贝格发明了活字印刷，这个活字印刷在欧洲出现以后，印刷成本立即大幅度下降，从而书籍就开始普及。书籍普及观念就开始传播，特别是印刷的圣经。教会不再被需要，社会群体的思想就开始发生变化。伴随着印刷术的革命、圣经的普及，紧接着就是宗教改变，新教开始出现，社会变化接踵而来。这次主要是互联网，效果是一样的。所以他说特朗普当选、伊斯兰国的兴起，2008年金融危机，还有911事件，这些最近经历的大事和17世纪、18世纪时期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宗教改革运动都是一样，都是在网络的上升期或者都是伴随着网络革命一块来的。所以他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网络革命时代世界将陷入混乱，他的这种说法值得去关注。
网络的普及，信息的传递是远远超出一个人的处理能力。比如，会有专门的一些公司替你处理信息，这些人，他看到了里面的商机，开始设计各种各样的软件和算法来迎合你的喜好。这就是今天的网络世界，不仅在商品世界里。而且在价值理念上也投你所好。网络世界虽然是一个互联网的世界，但它根据不同的集团，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层级，分割了很多不同的市场。人们的观念实际上是越来越狭隘，人们之间的沟通就越来越困难。
像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它不是因为法国的两极分化、收入差距加大造成的。法国的基尼系数是0.27，过去10年没有什么变化，0.27是比较低的，美国是0.45，中国是比0.45还要高。法国的两极分化不严重，但底层人民不满，爆发了这个运动。究其原因，有一个分析讲到，因为网络世界的市场分割，他们只看到迎合他们诉求的内容，他们的权力意识在他们那个群体不断地被强化。这种诉求没有自下而上的渠道沟通和自上而下的疏导，最终导致社会发生动乱。最近世界各地都在发生动乱，发生动乱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利用了网络。
网络形成了今天的社会运动，这些暴动都是群龙无首的反叛，这都是和网络有关，使得民众的权力意识觉醒，导致社会的变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东西都伴随着这种网络不断地强化。民粹主义有诉诸人民、大众动员、有力领袖，的特点，关键是人民不应该受到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各种法律、政府、行政部门的约束。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当今网络的普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今天世界非常大的变化。
第四、人口的变化。
人口的变化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口的年龄结构，另一方面是人口的族群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有些国家老龄化明显，日本、欧洲，包括中国、美国都一样，都在老龄化。另外一些国家在人口爆炸，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人口出生率很高，失业人口很多，加上高机械化，就业更是个大问题。伊朗16岁到25岁青年失业率达40%。前两天伊朗出现的社会动荡，和青年人高失业率有密切关系。
老龄化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英国最近几本书都在讲年龄的变化带来了整个社会内部的变化。在上个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都投工党的票，不投保守党的票，但如今选票去向高度依赖于年龄。年轻人拥簇工党，50岁以上的中老年更青睐投保守党。很多的书都在讨论这个重要的变化，因为年龄问题和他的福利，和这个国家的法律等等都连在一起。同时还有老年人的消费行为、储蓄行为全都和青年人不一样。在政治上，老年人投票的积极性高又比年轻人时间充裕。所以整个政治结构、社会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年龄结构就是其中一个问题。在中国，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青年人减少，所以储蓄率从很高到经历平稳到慢慢开始下降，这都是和年龄有关。
另外，族群结构变化的争论比较多，也比较大。这里面涉及到不同族群的变化。比如说在美国，美国接受了大量来自墨西哥的移民，这使得美国社会发生变化。美国现在新出生的婴儿里面，一半以上不是欧洲裔的白人。根据美国PEW公司的估计，预计2024年，20岁以下的美国人口有一半以上不是白人。这个变化对美国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这个族群的变化，慢慢地就能够理解特朗普他为什么要修墙和要限制穆斯林入境。因为整个人口的内部结构在发生变化，他现在担心美国将不再是美国。特别是美国中西部那些所谓的“铁锈带”，就是那些农业州、白人州，那些人担心美国被非美国人慢慢地同化，慢慢地侵蚀掉。在欧洲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非常担心中东、北非的难民、移民过去。所以它的人口政策现在是欧洲内部众多分歧之一。
我在这讲的是整个世界的族群变化和年龄变化，是我们看待世界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又和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写的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中专门讲未来世界的战争爆发，主要是三大文明，一个是基督教文明，一个是伊斯兰文明，还有一个是亚洲文明。这之间要发生战争和冲突，理解未来的战争和和平，一定要按照这个思路去走。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设想了下一次世界大战在南中国海开战，交战的双方主要是美国和中国，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友，并猜想俄罗斯也是美国的盟友。从文明角度来讲，他们都属于基督教大家庭，所以会站在美国一边。而中国的盟友是日本。整个伊斯兰世界是站在中国一边，跟基督教文明开战。这个观点是非常有争议的。实际上很多人都在关注族群的变化，就是人口族群的变化。今年辞职的一个美国国务院司长在任时，曾公开讲过，未来的世界就是文明冲突。但是他的想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内心深处的想法。文明的冲突都是很深入的，而且人口不同族群的比重在发生变化。
这个又和民族主义有关。俄罗斯籍的犹太人哲学家赛亚•伯林在一战过后不久写的一篇长文里讨论民族主义，讲到民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映得非常清楚，世界大战的惨烈，证明了对民族国家的爱和国家认同要远比国际劳动阶级运动的大团结强烈得多。到现在，民族主义又起来了，又开始强调。美国特朗普谈的“美国第一”，实际上有点民族主义情绪在里面。去年特朗普在中期选举的时候明确讲过，并反复强调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发生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
第五、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发生变化。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主导建立了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全世界各国的货币都跟美元挂钩，美元跟黄金挂钩，这是所谓的双挂钩。它的含义是美元就是黄金，美元的霸权地位就确立起来了。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解体了，开始执行浮动汇率了，但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因为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需要一个国际的一般价值尺度进行交换。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和欧洲、日本做贸易，仍然用最简单靠得住的美元。这就使得美元在战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霸权货币。我们今天的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但现在正开始发生变化。
美国主导的货币体系是占了很大的便宜，收益非常高。美国刷100美元的成本是6美分，那么它印出来的这张纸可以到全世界消费，其中70%向美国以外地区出口美元，用这个钱购买了其它国家的资源、商品、服务、企业，最后留了一堆纸。然后美国拿着这些东西去吃喝玩乐。这就是美国从今天的世界中靠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对美国来讲，尽可能多的国家、人口使用美元，就是它获得利益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也就是欧洲要搞欧元的原因，要跟美国分享这个好处。有一个词叫铸币税，讲的是降低货币的铸币成色，那多出来的那些就成了铸币者的收益。今天到了信用货币时代，印钞成本低廉，所以欧洲也要跟美国分享这个好处，便抱团联合起来搞一个欧元，跟美国来争全球的铸币税，所以美国一直是打压欧元的。1999年欧元区创立，又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债务危机，希腊危机等等。当时的舆论都认为欧元要垮台了，美国的这些评论，欧洲人不会承认，因为背后有很大的利益争夺。
当然，今天世界是美元主导。特朗普当政以来，开始把美元当成武器来使用。互联网催生了新的结算体系叫SWIFT结算体系，它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家金融机构参与，通过这个结算体系实现银行之间的结账、传输、资金往来，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如果美国现在要制裁伊朗、俄罗斯、朝鲜这些国家，就可以在SWIFT系统查询每一笔资金来源，知道资金调拨的主体和来龙去脉。然后就制裁这些国家，限制他们的国际贸易往来。它把美元的结算支付系统当成武器来使用。
去年，英国、法国和德国筹备建立一个独立的、用欧元计价结算的贸易交换支持工具，它叫INSTEX。因为直接对美国风险太大，一开始是人道主义的往来，只交换粮食、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械，不涉及安全核武器，武器战争等安全问题。最近又有6个欧洲国家加入这个体系，这就在货币领域出现了一个跟美国、跟美元开始分庭抗礼的，以欧元为计价结算的体系。因为美国政府退出了已签好的伊核条约，又重新开始制裁伊朗，引起这些欧洲国家的不满。德国奔驰公司，在伊朗投了几亿欧元，因为美国重新制裁伊朗，而全部损失掉。
俄罗斯已经意识到美国的这种做法，现在着手去美元化，把它的4000亿美元资产外汇储备，只留存几十亿美元，全转换成欧元或者黄金。土耳其也开始去美元化。伊朗因为它的资产全都被美国冻结了，所以将资产转成欧元和黄金。现在美国制裁的有十一二个国家，一个重要措施是冻结它的资产，所以很多国家开始去美元化。土耳其也抛售美元资产，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今年黄金价格的上涨，是和各个国家央行持有黄金数量的增长有关。黄金和外汇储备在这里面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就是黄金的储备增长。美元的储备尽管在增长但速度缓慢。去年美元在外汇储备中增长了3.5%，英镑增长了7%，人民币增长了18%。这个变化也涉及到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因为这里面全球把自己绑在美元上，风险是非常大的，中国政府的立场一直都是这样的，叫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有报道称，中国、俄罗斯，还有印度这三个国家在谈判，要建立一个结算体系，俄罗斯卢比和中国人民币各有结算体系，现在准备用俄罗斯的结算体系，各个国家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要成立一个体系。货币这个问题比预想还重要。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已经开始了。
第六、全球治理问题越来越严重。
如果这个问题的影响范围是全世界，那么，这个问题也必须得全世界各国一起合作才能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就叫全球治理。当今世界没有世界政府，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需要大家坐下来谈出一套规则，在这套规则下，用规则来约束我们的行为，大家合作。今天全球问题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第一个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这个影响非常大，《自然》杂志上一篇文章，讲就是人类气候变化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超出这个临界点再想治理就很难。地球的温度上升，可能无法逆转，必须合作才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物种的灭绝。现在每20分钟就有一种植物或者动物消失，可能最好的结果就是30年以后，现存的地球上1000万种动植物只有9%灭亡、消亡。但绝大多数的生物学家认为，将有1/3到1/2物种灭绝，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一个生物链一旦有1/3的物种灭绝，很难说这个生物链它还能不能维持。塑料污染太厉害了，这都是我们面临的全球的问题。
美国在特朗普一上台，就分别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TPP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还扬言要退出WTO。现在WTO基本上瘫痪了，WTO有一个仲裁解决机制，这个仲裁解决机制现在就剩一个法官了，美国不同意任命新法官，而一个案件至少得有三个人，所以现在整个瘫痪了。
我们看到，今天的国际体系是二战以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体系，现在他要慢慢毁掉这个国际体系。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大国政治。大国政治它是以敌人的存在为前提的，不以经济利益来考虑，打贸易战一定是两败俱伤，但在政治上寻求的是，需要和竞争对手保持足够大的差距，只要对手损失比我大就行。经济是互利共赢，而政治是追求成王败寇，宁可自损八千，只要杀敌一万。所以政治的算法和经济的算法不一样。
这套体系的瓦解是因为整个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中国现在崛起了，又是一个大国。原来的体系下，美国利益分得多，但分得的多不意味着相对实力就越来越强。比如中国和美国做贸易投资，每次美国都拿大头，美国拿10，中国拿9，这要四五十年过去以后，40年以后中国就是美国的2/3。无限延长90%。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有点受不了这个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实际上在过去的40年里获得的好处是非常大的。197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1万美元，中国是200美元。40年以后中国人均增长了近1万美元，美国从1万增长到了差不多6.4万美元。人均新增了5万多美元。就我们人均增长算1万美元，美国人均GDP的数比我们要高得多，就是因为得到的好处多，但是美国不能容忍这个结果，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
在WTO，中国做得很好，遵守了WTO的各项原则。但中国也多次被人家告，说中国不遵守WTO的规则，很多裁决中国也是败诉的。我们接受输的结果，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好的WTO成员国。就像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不意味着永不犯规，足球规则是允许犯规的，接受这个判罚就可以了。美国它在现有的体系里面没有办法约束中国，这次中美贸易战，美国的做法不是在WTO里面告中国违反了哪个WTO原则，而是用它的国内贸易法，301条款来针对中国，它没有用WTO。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
再谈谈中美关系问题。现在中美关系的核心是什么？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美国的基本想法就是美国现在想用一套新的规则，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叫做Rolling back by setting rules。原有的规则约束不了中国，所以美国设计一套新的规则，现在中美之间的谈判实际上就是一套新的国与国之间的规则。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规范或者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把中国整个产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因为他不担心中国生产了衬衣，生产了鞋，生产了玩具到美国去竞争，他担心的是高科技，是数字，是5G，是量子通讯。所以中美关系最后的博弈，将是一个规锁。用规则来锁定中国，我们现在要反规锁。
今天跟大家谈了一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巨大变化，贯穿了一个主题思想，就是在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以后，在科技、人口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的变化。总之，我觉得美国对中国是冷战思维，而中国的外交和国际事务的看法非常清楚。天安门城楼上有两句标语，我觉得它代表了中国对世界、对自己的看法。这两句标语70年前，在建国之初就有了。一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它的意思是我们要发展自己。另一句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讲的是我们不仅要自己发展，还要为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做出我们的贡献，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两个标语充分代表了中国在全球治理关系中的定位。我就讲这么多，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问答环节：
赵白鸽主席：
整个大变局中的因素很多，中美关系紧张，走势只有斗争吗？
张宇燕：
我觉得斗争它是一方面，我刚才强调斗的一面，但在讲的过程中，我还暗示了中国和美国，包括世界各国有很强的共同利益在里面。全球问题就是共同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的，一方面要寻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另外一方面还有人类的共同利益，这两者是并存的，有时也会是冲突。这就像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博弈论里面他们做的一个实验：两个人分100块钱，分别在纸上写个数，如果两个人写的数加起来小于等于100，那你写多少你就拿多少。如果两个数加起来大于100，则都拿不到钱，它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往往是并存的。两个人这是零和博弈，我多得的就是你少得的，说明利益是冲突的。同时又必须合作，所以又有共同利益。
所以今天的世界，中美之间抑或其他国家都面临着很多共同的问题，必须得合作。美国总跟中国打贸易战，中国又是大国不可能任凭你制，不想打但不得不打贸易战。中国不想打，还有更高的目标要实现。但斗争合作并存永远都是存在的。
拉希姆让·拉西莫夫：
2020年，中国、美国和世界有哪些经济发展趋势？
张宇燕：
我觉得世界经济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下行压力加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是3%全球的增长，明年是3.4%，我认为明年全球的经济跟今年相似，也是3%，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乐观，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稍微高估。全球经济增长明年仍然延续今年的低迷的增长状态。美国经济整体来讲也是往下走，三季度的数字比预期稍好，但可能下季度一调整，可能又调去0.3个或者0.5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三季度是6%，现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明年的增长争论是比较大的。前任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明年应该力保6%的增长速度不能再降了，要采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来保持增长。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国务院发展中心前副主任刘世锦认为采取政策的强力的支撑经济增长是错误的，不应该这么做。中国未来能够长期保证在5%就可以了。一个就是要用政策手段维持住6%的增长。还有一个就是顺应经济慢慢下行，然后让它自然的结构改革，达到自然的平稳着陆，因为中国经济体已经这么大了，再搞那么高速的增长，环境负担很重。现在债务又比较高等各种方面的约束，所以它是代表了两个方向。中国的传统哲学又有一个叫中庸之道，我想大概未来的中国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介于两者之间，就是5%到6%之间。
卜里汗·努尔穆哈梅多夫：
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一带一路”积极开放政策的对比是什么？三者中谁会取胜？
张宇燕：
你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思考得很深入，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中国的思想，就是支撑政策的理念有三个。从宪法上讲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另外我们也特别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是奉行了对外开放、改革开放的路线。
这三者并不矛盾，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比如十九大报告，在宪法里面，实际上都有充分的体现。比如对外开放这个思想和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思想是高度吻合的，比如说历史上公元前100多年前，当时中国是西汉时期，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历史学家叫司马迁和当时学者的著作里就对自由贸易进行了非常充分的讨论。自由贸易能够给参与贸易的人带来的好处。当时他们谈了三点，比如说叫“以所有，易所无”。就是用我有的东西换我没有的东西。“以所多，易所鲜”。“鲜”就是少，用我多的东西，丰富的东西换我不足的东西。“以所工，易所拙”，以我擅长的东西换我不擅长生产的东西，在公元前几百年，中国人开始都在讨论通过贸易使经济获得增长。这是今天讨论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历史中的经验，这是高度吻合的。
还有共产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现在一直也都在强调的叫做共同富裕。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收入差距是在加大，但是从理念上讲，你看中国的《破产法》和《企业法》，企业在破产的时候处理不同的利益攸关方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工人。我们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体现在关注的是工人的福利，这三者是统一的。
所以总体来说，这三者之间它是并行不悖的。
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了中美两国要瓜分世界势力范围，我觉得这个事美国可能是这样，它想瓜分世界，而中国没这想法。历史上中国修长城，花了那么多钱和那么长时间修长城，中国并不要是向外扩张扩张，修墙是用来防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防御的。他是防住北部的游牧民族到这入侵，他没想过扩张才修长城。修长城不是完全按照边界来修的，而是按照当时的降水线，因为降水少了的话不利于种庄稼。所以中国的整体来讲是内向的，他并不想要向外扩张去分割这个世界。
英国一位很重要历史学家汤因比讲到中华文明的时候，说中华文明和其他的文明是不一样的，他不是积极主动扩张要占领别人并过来，而是是结晶式的，一点一点，是一种通过交往融合这种形式。龙在英文中的翻译是鬼怪，其实龙就是中国自己独有的，是不同的动物组成的一个东西。很早年中华文明往外扩展的时候，不同的动物组成了一个龙这个共同的中国的图腾。当时中国要种庄稼，不清楚何时播种庄稼。所以中国就一直花了很大力气，要考虑节气，要有日历。早期没有，他就观看观察动物。很多动物比如熊、蛇到冬天它就冬眠见不着了，到春天才出来了。这个部落一见到蛇了，5天以后播种产量最高，所以他就把蛇当成图腾就给供起来了，于是就有神灵。其他部落看鱼、大雁等，就有了不同的图腾，所以中国龙是蛇身，身上长着鱼鳞，又有爪，脑上还有鹿角。所以它是不同的种族部落融合。像很多西方的融合，例如宗教冲突便是要达到一种消灭和取代，但在中国说的两个融合，我这是蛇，你是鱼，那就叫蛇身上长鳞，所以中国文化是一点一点结晶式的，是一种和平的这种方式。
演讲嘉宾：李进峰
演讲主题：“一带一路”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一带一路”实施今年6年来，应该说从中亚到东盟到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发生许多变化，我想围绕这个话题我给大家交流意见。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为什么要提或者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第二、围绕“一带一路”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目前还面临哪些机遇、问题或是挑战。
第三、中哈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地区乃至在欧亚地区合作是最紧密的，成果是最丰硕的，在这样一个新的主题下，中哈之间如何加强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在2019年4月27号，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当中，他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将进入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重要标志就是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样一个方式或者方向，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思路，一个大的方向，它关乎的是“一带一路”合作未来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性的、全局性的要求。同时习近平主席对这个大方向提出了具体三点要求：一是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倡导多边主义。第二就是我们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我们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第三就是我们要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和可持续的目标。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会上这样一个深刻的阐述。
总书记提这个问题，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随着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从2014年进入新常态以后，也可以说我们十九大以来把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这是一个重大判断。并且在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十九大确定的思路进一步明确了是我们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判断，上升到我们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作为首倡“一带一路”的国家，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要互动，要相衔接，要相协调。
二、“一带一路”实施6年以来，在无论是五通、六廊建设，还是具体的务实合作项目，都获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但同时实事求是讲，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在企业推进项目当中，出现的环境问题、经济利益为当地服务民生或者社会责任体现得不够，还有一些劳资纠纷问题。以及“中国威胁论”这样的声音在中亚，在哈萨克斯坦也是存在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要逐步消除这些问题需要一个高的发展理念来指导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该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我们就提出了具体的四个措施：
1、要进一步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到位。从战略对接到规划对接，到地区合作对接，到项目对接。
2、要打造一批新的合作项目，以哈萨克斯坦为例，目前我们有55个项目，涉及到270亿资金正在落实当中。
3、要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4、在深化合作当中，应该更加注重或者关注民生的问题。
我始终在思考，高质量发展这样三个要求到底体现在几个方面呢？共概括了五个导向，推进好“一带一路”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1、能力建设导向
2、绿色导向
3、廉洁导向
4、惠民导向
5、包容性导向
首先，能力建设导向是最重要的，“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国际合作的计划，和美国、日本在推进产业转移的时候有很大的区别。美国的产业转移以他们的大项目为例，它是搞跨国公司导向的，以跨国公司盈利为目的的这样一个建设导向，不管被投资国的经济、工业发展和民生问题。所以，以这个跨国公司绝对优势为目的来推进产业转移。日本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主要是转移它的优势产业，日本是在产业没有发生相对特别过剩的情况下开始转移它的优势产业。中国产业转移是发生产业的过剩情况下，被动的产业转移，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比较大，中国的产业链比较完整，但东西部地区差异很大。以广东为主的沿海地区已经非常发达了，它的产业链在高端。同时西部地区的产业链在中端、甚至低端，高端产业转移和中低端产业转移都存在，这样的话就对我们沿线国家的选择有一个双向选择。通过这样的产业转移，可以推进我们沿线国家的产业链提升、完整和完善，同时在建设这个经济项目当中，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最困惑就是修路的问题，有句话叫做“要想富先修路”，但是修路最花钱了。中国政府40多年来一个重要经验就是采取市场经济和政府调控相结合，把政府投资和民营投资相结合起来的这样一个逻辑，就解决了单独民营企业不愿意干的长期投资问题。所以有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一些非洲国家，由于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长期想发展经济，没有道路不能连通，就锁定在第三世界这样一个被动地位。
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建设首先强调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想在沿线国家，在政府推动的情况下引入民营资本。同时把中国国有企业资本在海外投资的同时，把短期投入变成长期投入。就是把资本或者叫投入资本变成一个长期的资本，或者叫变成一个耐心资本，这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提出的创新名词。在国家担保的情况下，把政府和民营合资的资本由一般的商业资本变成一个耐心资本，就会解决其他国家在修路、基建上的难题，按照这样一个逻辑，“一带一路”合作它就具备了一个能力建设导向。它就会帮助沿线国家解决路通、管道通畅、贸易畅通的问题。
其次，绿色导向。之所以前些年出现一些问题，产生一些负面的声音，甚至“中国威胁论”，这跟中国输入污染的环境、项目有关。所以要坚持绿色导向。
廉洁导向也是如此，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推动，国有企业率先走出去，带动民营企业走出去。国有企业在中亚国家进行项目合作的时候，是否都按照《国际法》和以前的所谓的非迪克条款这样的体制进行工程承包，个别项目甚至是一些违规操作、招标不透明、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总书记的讲话就说要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形成了廉洁导向。中国试图要和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服务型的廉洁高效的政府。
惠民导向，这个比较好理解。包括美国的产业转移发展和日本产业转移，更多的顾及了自己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对方，沿线国家的利益。刚才宇燕教授举的例子，我们100块钱，大家都想拿100，都不可能，这个博弈当中有合作，最后大家各拿一半，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所以各拿一半，就是“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的本质解读。那么在各拿一半当中，我们只为当地政府服务吗？我觉得也不好。我们为当地政府服务的同时，我们政府也是为我们国家的民众服务的，一定要体现民生导向。今年5月我到巴基斯坦调研一次，听巴基斯坦一些企业的经理说了好多实际情况，他说中巴经济走廊推进得非常好，但是中巴经济走廊周边的地方政府的税都交到中央政府去了，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税收比例差距太大，周边的城镇没有享受到中巴经济走廊的益处，周边的村庄依然是缺电、缺水、缺学校。我们要建设这样的廉洁政府，惠民的政府，就会在“一带一路”新阶段克服这些问题，“一带一路”才能行稳致远。
最后一个包容导向就不细说了。
按照这五个导向，我们“一带一路”合作会走得越来越好，矛盾会越来越好，也会减少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误解和质疑。
目前“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我们内部面临哪些问题，我有这么几点思考。
1、“一带一路”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带一路”首先是内外兼修，既要解决国内经济发展问题，要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具体讲就是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优化改革，就是要支持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
2、我们要帮助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改善民生，所以它是内外兼修。
“一带一路”在国内，是一个发展的战略，要解决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发展平衡的问题，和解决从东盟到中亚、到欧洲的东西联系问题。同时“一带一路”它是陆海统筹的。“一带一路”的项目目标，既有近期的目标，也有远期的目标，按照这样一个逻辑，“一带一路”的未来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建立起一个可评估的体系，否则无法估算发展好了和达到高质量发展目标，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尽管“一带一路”已经实施 6年，在国内学术界、企业界、政界的看法也仍有分歧。因为我们国内这些不同界别的意见不一致，也导致我们国外的朋友对“一带一路”产生误读和误解。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功能是多元的，但是不能过度的负重前行，“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边装。“一带一路”它说到底就是一个经济发展计划。这个经济发展计划成功的同时，会负载着一些我们文化的功能，我们会加强我们周边国家的文明交流互鉴，会推动我们长远的目标，构建总书记提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或者最近几年来看，应该说还是以经济目标为主。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就合作伙伴来看，比邻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是高度互信，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现在看来还需要努力进一步深化、走实、走深，这样才能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产能合作在近几年提的频率很高，以至于产能合作像是一个负的名词了，其实产能合作本身它不是一个负的问题，而是产能合作当中我们做错了一些事情，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所以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方针指导下，要进一步推进我们产能合作。
产能合作主要是几个点：
一个就是投资贸易，另一个是工程承包，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就是各类的开发园区建设。学习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一些成功经验，各类园区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从外部来讲高质量发展还面临几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一带一路”推进6年了，还存在“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听说有人到哈萨克斯坦去学术调研。在一个周边城市听到有一部分民众抗议中国项目，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中国的企业做法或者“一带一路”项目宣传可能还有不到位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不排除一些政府的反对派甚至西方国家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里边在蓄意做文章，炒作中国“一带一路”项目问题。
第二个挑战是美国对“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理解应该说从误解到质疑，到现在转向不支持。中美贸易摩擦还在持续，美国一重要智库认为，“一带一路”将成为美国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
第三个挑战就是“一带一路”建设还存在着各类风险问题，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文明冲突问题，在这些沿线国家还有一些极端势力，三股势力等等需要我们共同来克服。在这些问题上希望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学者朋友要正确看待新疆的问题。新疆的治理应该说是这几年比较有效的。我是2008年到2011年在新疆工作三年，亲身经历过新疆“7.5事件”。政府目前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有效得力的。我们就是认为包括类似这样的“7.5事件”不是一个宗教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极端势力问题。
第四个挑战是目前印度对“一带一路”仍存在一些质疑，但不排除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和 “一带一路”项目的具体合作。印度的抱怨主要有几条，第一个是前期和印度交流不够，第二个在海上策略对印度构成了冲突，比如它的季风计划和香料之路冲突。同时也有一个因素是美国在拉拢印度，共同打造所谓的印太战略。但认为在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印的合作，龙象共舞这个局面是会实现的。
最后，我认为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需要我们中哈之间的密切合作。目前来看“一带一路”有几个样板。第一是中哈产能合作样板。第二是中白合作样板。第三是中巴经济走廊样板。我们中哈是三个样板之一，所以“一带一路”能不能成功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哈合作至关重要。今年9月份中哈两国领导人已经把两国关系推进成为永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具有历史的伟大意义。现在双方合作还是非常好的，但是也有需要深化的几个地方。
在务实合作方面，中国境外合作园区目前共有82个，商务部通过的有20个。据我了解，中亚地区有乌兹别克斯坦的鹏盛工业园，有吉尔吉斯斯坦的亚洲之星农业产业合作区，有俄罗斯的四个园区，但是在这20个名单里面还没有出现哈萨克斯坦的园区，希望未来这方面能有所加强。时间关系我不多讲了。想听一听我们学员对中哈合作如何推进，提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阿斯卡尔·乌尔杰姆巴耶夫：
近年来中国GDP增速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速是否接近于世界的经济增速？是否已经达到了增长的上限？“一带一路”项目是不是中国经济增长额外的一个潜在的增长点？
张宇燕：
谢谢你提的这个问题，这个很重要。刚才我其实已经谈过这个经济增长速度问题。重视速度自有它的理由，因为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来吸纳中国现在每年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特别是七八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很多问题还是需要在增长中解决，所以经济增长仍然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但是中国现在经过了40年的高增长以后，体量已经很大了，它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经开始调整，在重视增速的同时，开始关注增长的质量，这个质量包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包括环境的保护。刚才李进峰教授特别谈到了绿色，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增长颜色要改变，我们是绿色增长。“一带一路”的颜色也应该是绿色的，这是和生活的质量有关，所以我们现在的口号是从高速增长转到了高质量发展，这个含义就不同，发展的概念本身就比增长要大一点，因为发展不光包括了增长，还包括整个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等更加具有包容性这些方面。所以就不单看这个增长速度。另外经济增幅预测5.8%也有一定合理性， IMF的估计是5.8%。
努尔让·阿里塔耶夫：
目前印度的GDP、购买力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也是世界新兴国家之一。印度是否有可能来争夺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世界领袖地位？
张宇燕：
印度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目前看印度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印度经济体量很大，但是那是一个理论值，真正考虑的经济总量是用可以交换的市场汇率。按照这个算法印度只是2万多亿美元，约是中国1/5，当然它的发展增速过去几年很快，但它的增速下来了。三季度掉到了4.5，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在内的经济学家都在讨论印度是不是可高速增长阶段可能终结了。印度这个发展问题是和他自身的土地制度，劳动市场的灵活性问题、工会的力量、社会结构，种姓制度密切相关。因为印度和发达国家差距比较大，过去的增长借用技术的溢出效应实现。这和中国一样，经济增速到一定程度后再升级的难度加大。中国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有一些个别领域例如数字经济方面有优势，但是整体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印度是在更低一个层次，想要更快发展，仅仅靠劳动密集型和国外已有的技术来支撑难度比较大。特别是对外政策比较保守，它担心竞争。印度在这方面还非常犹豫，可能对它长期的增长，就是对外开放这一块它有点担心。所以我想印度的经济和中国同样在面临是否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方面遇到很多挑战。
努尔让·阿里塔耶夫:
对于中哈发展的若干建议：
首先，哈萨克斯坦现在有很强的农业潜力，加大对华的农业贸易。双方可探讨按照中国标准生产在哈萨克斯坦生产农业产品、食品、生态环保等，充分利用哈方本土资源。
其次，可以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大型的贸易物流中心，瞄准中国市场做好销售前的产品准备。
第三，培养当地人才，劳工属地化，实现同工同酬。
第四、中资企业加大在哈国的当地采购。
第五、建立民间联盟，听取多方意见。
李进峰：
谢谢，你谈的这些思考也是我想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有几点特别有共鸣。
第一、关于哈萨克斯坦的农业问题，我们中哈之间的农业化深加工合作是非常有潜力 。
第二、第二点关于食品问题，涉及到贸易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哈萨克斯坦在有关的贸易过境当中，这些手续也是比较繁琐。总之也要加强食品进口的扩大问题。
第三、关于中国企业用当地公司员工和管理人员的问题。我最近也调研了中铁建、中铁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有的企业做得非常好，雇员属地化比例已经达到85%，甚至90%以上。但今后随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通过制定共同的规则，形成企业联盟，推动我们“一带一路”合作，这个问题会有改善的。
第四、说到关于机制问题，要所有的干部都要调研这几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所有决策都是在实践后决策的，这个经验要推广到“一带一路”项目中去，一定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磨合，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说一下物流中心问题。中哈目前最成功的是霍尔果斯污水港，可以以中哈霍尔果斯污水港中心为模板，建设更多的物流贸易基地，推进中哈之间的物流贸易。
赵白鸽主席：
今天张宇燕同志从宏观的角度谈到整个世界的变化，李所长从直观角度讲中哈合作、上合组织，从微观角度参观探索苏州产业园到底怎么做。
第一、我在这里提出两点建议：
1、T to T建立智库的连接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很多决策人常常是在非常小的范围内，把这些意见集中起来。哈萨克斯坦也可采纳这样的做法，发挥智库真正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2、应当采取些具体措施来加强中哈合作做出成绩。希望通过李进峰书记把意见带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决策部门和国际合作部门。
第二、需要讨论的议题有：
1、关于机制和组建形式，可参考中巴经济走廊设立联委会会议。
2、扩大合作领域，特别是在农业、食品、畜牧业、原油、化工领域实现共赢合作。
3、打破政策壁垒。在涉及土地资源、矿产开发、劳工问题，还有采购垄断等方面，可参考中巴经济走廊的政策设计，把中哈合作考虑进去。
4、园区建设的重要性。参考苏州发展模式，发展园区经济，以加工贸易开始，以赚钱为主导，先富起来。
第三、能力建设问题的需求总结：
1、关于规划的能力，制定一个20年甚至30年的长期发展规划。
2、产业规划的能力。哈萨克斯坦要制定产业近、中、长期发展规划。可参考苏州模式，哈方近期产业目标可定为发展加工贸易。中哈之间可以尝试建立城市跟城市之间的合作。
3、投融资的能力。运用好投资资金，真正落到项目实处。搭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农贸贸易桥梁，通过国际物流的形式引进牛奶、畜牧业、棉花、小麦、巧克力这些优质农牧品。